1:  巫术师

《巫术师》 约翰.福尔斯 英 1965 

读这本小说的那天，我躲在巴黎的阁楼公寓里，雨下了一整天。

翻至《巫术师》的最后一页，感到了“需要来一杯”的如鲠在喉。

这是一本不会让你感到无聊的小说，在这本书里你会遇见许多异域风情元素。希腊的小岛、别墅、奇闻逸事和永不落的太阳，构成了主角出走英国的核心因素；而对传统的审判和不屑（小说的具体体现形式则表现为对一个“母亲”式的、唾手可得的、没有征服感的澳大利亚女人的抛弃），则为主角拟定了那个注定要追求幻灭的性格特征。文学式的性吸引诱导着这位年轻的中产阶级贵族后裔；在现实层面，将自己设想成为高于世界的，甚至超脱于世俗的，接近神的“自我”，无疑将导致一些行为上的弱点（每个人都会把这一点隐藏得起来）；而这些弱点和前面的那种吸引一拍即合，主角便是在那样一种一拍即合的迷思里走向了迷失的自我。那么，为什么“他们”（从头到尾一直保持匿名的这些“上帝游戏”的主使者）要这样费尽周折地给他上演这出戏？

福尔斯让主角替我们追踪这个问题的答案：他从一开始的愤怒、受害者视角试图理清这整场精心策划的“骗局”的始末和因由。在“最后的审判”之后，他回到别墅，看到双胞胎留下的手稿里写下的《王子与巫师》这个故事。这里，福尔斯借寓言之口，埋下了主角即将从“王子”  这一最先的、人生的骄傲门徒，从不可一世跌入“现实”地狱的伏笔（全小说的母题亦在此昭然若揭）。在原著里，主角在那场演出之后有一句对自己的剖析独白：

“我是一个外邦人，好不过是一个斯多噶派，坏不过是一个酒色之徒，而且永远是这样了。”

到他有了这样的领悟之后，他从受害者和置身事外者的这一身份跳脱出来，成为了“他们”——那些隐藏在面具之后的发牌者：巫术师中的其中一员。直至小说最后，连“他们”也不存在了。主角意识到：这一场戏，由头到尾，都是为他而写，而且仅仅，也只是为他一个人而写。而这样的孤独，终究来到了。

“巫术之外不存在事实真相，”

国王说。

王子感到非常悲哀。

他说：“我要自杀。”

国王施巫术让死亡出现。死亡站在门口，向王子招手。王子全身发抖。他想起了美丽但不真实的岛屿和不真实但却美丽的公主。

“很好，”

他说，“我可以忍受。”

“你看，我的儿子，”

国王说，

“你也开始成为巫师了。”

2：自己的房间

《自己的房间》 弗吉尼亚.伍尔夫 英  1929 

当伍尔夫说“女人写作要有钱”的时候，我笑得前仰后翻。一是感激她的那“政治不正确的”诚恳，二是这话放在过去和现在，都是切实可行的大实话。

她说这话时，背后是有历史语境的。小说《奥兰多》（写的很好，比《到灯塔去》，可读性更高）里提到过，以前的贵族女人，她们有钱，土地，当然，她们还有众多“自己的房间”。可即便如此，女性写作是不允许被出版的。写作出版这件事情相当于不贞，是为人耻笑而伤风败俗的事情。你想想，一个女人，她什么不干，居然鹦鹉学舌的学写作！当时的社会舆论大概就是那样讥讽那些试图写作的贵族夫人的。所以当第一个女性作家（应该说第一个以写作为生的英国女性作家），在16世纪出现时，相比之于握了千年之久的笔杆子的男性来说，其行文风格、技巧、见解广度，都还是十分欠缺的。但是，就是这样“有所欠缺”的女性写作，为之后的简.奥斯丁、勃朗特三姐妹等女性磨去了一些许女性写作路上的沙砾。

但是在这些经典女性文学里，伍尔夫还是发现了由于自己的性别，女性作家在小说里而暴露的不足，有时甚至是对男性刻画的不公允。为什么在《简.爱》里的某处男性刻画会暴露出作者的怨恨之情呢？伍尔夫说了，因为作者很穷啊。应该说，整个女性在文明史里一直都是处于贫穷状态（物质和精神上都是）。即便聪颖如夏洛蒂.勃朗特，  在现实打击之下（收入低廉的家庭女教师、在别人的屋檐下面、多有干扰地写作），也会出现偏颇之言。所以伍尔夫认为，如果女性整体状况得到改善（有钱有房），她则会写得更好、更和谐（推到其他层面依旧合适）、更开阔。

现在，我们可以说（伍尔夫自己也说过“如果未来条件允许，女人没钱写作也是可行”的话。这让我觉得她对于女性主义的发展是极为深思熟虑，而富有远见而中肯的）——即便是没有钱，女性也还是可以写作，像历史上的男人那样，风餐露宿，披星戴月。相比于上个世纪，女性确实终于走出了那个“不属于自己的”房间，当起了白领，商人，老师，飞行员，作者......最后，由衷感谢为女性主义的推动做出过努力的人们。没有他们，我那天也就不会在一个自己的房间里（租来的巴黎公寓）写下这些文字，并心怀希望了。

3: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

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 林奕含 台湾 2017

两年前林奕含的新闻出来以后，我去找来那本小说看了。得承认，网上找来的劣质排版，看得不仔细。后来隔了许久，又找来采访看，只觉得她活在巨大的柔情里面——对文学与艺术的深情被她滚出了一个“海纳百川”的雪球，以至于她可以将他人的猥亵也滚走，滚出文学上的美感，滚出“雪白”一片。

小说里的女孩在幼年被xingqin后“爱”上了xingqin者（补习老师）并与之交往。一是出于自保的斯特哥尔摩心理——假如这是爱，那么“我”受到的便不是伤害，“我”必须要这样去想，为了活下去，那么“我”必须得把这样的行为包装成为高级的，文学的，美的爱。二则是，在“美”与“错”之间，是无数交错纵横的点线、面、真与假、是和非交织而成的大网，小说里的女主由于迷失在那其中，无法出逃，后来疯了。

现实里，作者选择了自杀，台湾检方后来判定现实中的老师无罪，双方为女方成年后的自由恋爱。暂不说现实的一纸判书是否公正，单由小说本身来看，女性在那样的境遇之下所产生斯德哥尔摩综症状，我可以想象是十分普遍的。连施害者的开脱路数都是不尽相同的：“都怪你太美”、“那裙子穿太短”、“你的态度太轻佻”......因而在这样一个普遍还偏向斥责受害者的舆论之下，大多数女性选择对这类事情的缄默与排斥的态度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毕竟，这是一些讨厌的，羞耻的，不洁的，阴暗的记忆碎片。从前年至去年，由于#me too反xingqin运动的不断升级，很多电影行业内的性丑闻被暴出来，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再次直面这些讨厌的，羞耻的，不洁而阴暗的回忆，更多的“不”字从女性的嘴里说出来，这是女性迈出的第一小步，却已然很艰难。于是林奕含的新闻又被提及，我又找出她生前的采访来看。她最后作结语时引述了她小说里人物的一段心理陈述，带着对文学之美的控诉。她在文字里既肯定了老师（xingqin者）的丑和恶，却也发现了他的“美”。

作者说自己的写作是一场巨大的诡辩。就这样，她迷失在了美与丑的斗争里，长眠不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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